
有人说过,最令人惊讶的不是敌人做了什么,而是转身后对自己做了什么。汪精卫前半生是民族英雄,后半生却成为被人诟病的对象。他在狱中写下“一剑必胜,一世青春”。许多年轻人把它贴在办公桌上,并把它当作信仰。但当他真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时,他的选择却让无数人心寒。 1938年,汪精卫前往河内,嘴上说是养病,但实际上已经下定决心。他是否应该与日本人合作并开始新的业务?当时,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早已很好。这不是简单的阵线之战,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。
蒋章军和王冠文都觉得自己是“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”。汪精卫曾孙中山去世那年起,他就一直在修复这个烙印。他觉得蒋介石抢走了他的地位,他无法咽下这种感觉。并不是他不同意日本人的条件,希望他建立的新政府相当体面,只是日本人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当南京政府成立时,所约定的条件几乎都没有实现。他嘴上说着“恢复和平”,实际上却是通过伪装来获取权力。
他知道,没有日本的支持,他就一无所有。南京伪政权建立后,汪精卫开始到处玩耍。他知道这个政权在国内名声不大,得到国际承认也只能维持几天。日本人拖延了半年才正式承认他,然后安排伪满洲国“与他建交。两个政权,都依附”不顾日本的生存,上演“外交秀”,互送“国书”,互设“大使馆”。听起来像是一场闹剧,但场面却相当精致。伪满方面派卢荣桓到南京任“大使”,汪精卫也派连玉到“新京”递交“国书”。
各地区代表机构也升级为“领事馆”和“大使馆”,看起来就像是两国之间真正在对话。但观众明白,这些都是舞台布景,真正有话语权的是幕后的日本军方。日本解决了满洲国和王伪之后,又把目光投向了德国。德国原本与重庆关系良好,武器、顾问、留学生等交流频繁。但为了更牢固地束缚日本,德国最终转而承认南京。德国宣布后意大利、罗马尼亚、西班牙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亚也纷纷效仿,仿佛遵循着一种方法。
有趣的是,德国在承认南京政权的同时,也在与重庆政府就出售钨矿事宜进行谈判。一方谈承认,另一方需要配合。汪精卫本人也知道两端的下注操作,但他只是假装没有看到。北欧国家中,丹麦和瑞典的态度最为宽松。当时丹麦被德国占领。它在上海设有领事馆,战争爆发后也没有撤退。在德国的压力下,他们承认了南京政权。然而,美国“自由丹麦”却与重庆建交。
一个国家,两名代表,分别向中国两国政府点头,场面一时尴尬。瑞典则更为谨慎。虽然没有正式承认南京政权之后,驻沪使者也没有走多远。当重庆与英美上台取消治外法权时,南京政权也插手,初步达成了“取消协议”,称“要赢得民心”。日本还将广州、天津等地区的租界“归还”给南京政权。表面上生机勃勃,但真正的权力仍在日本手中。汪精卫当然知道这些场景项目的分量,但他还是很乐意合作。 “大使交流”和“租界回归”成了他的宣传资本。他知道等待他的就是日本船票。
日本给他什么,他就用什么。包括治外法权、特许权管理等,都被表现为政治成就。 1943年以后,日本先后将苏州、杭州让给南京政权,意大利、维希法国、西班牙也象征性地割让给南京政权。被赋予权力。周佛海当时说道:“也许世人的后人能够原谅我。”消息传开后,褒贬不一。有人认为他真的相信,有人认为他是在安慰自己。汪精卫病重,在日本去世。当时,南京伪政权已是穷途末路。 1945年,日本投降,南京政权次日宣布解体。陈公博、周佛海相继被捕并分别受审。汪精卫的墓原本很大,像国家元首一样供奉着。但没几年就被拆除了。墓地已被夷为平地,骨灰不知所踪。就像他的人生一样,起点高,过程复杂,最后没人愿意提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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